中国国家队足球？足球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兴起的
足球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兴起的
一、球类活动的起源及其蹴鞠活动的形成与初期发展
在中国古代古文献里，蹴鞠最早的名字叫做"蹋鞠"，被称为中国古代的足球，而这项体育史上最令人神往的球类运动项目，就是中国古代球类游戏家族中最大的成员。
早在西汉时期，有一个叫刘向的学者曾在他的《别录》一书中这样记述道："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转引自《太平御览》卷754），其子刘歆在《七略》一书中也提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转引自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41）。这里，都把蹴鞠起源的时间定在四千六百年前的黄帝时代，因为黄帝时代尚无文字记录，所以刘向父子都说是传言。那么，这是不是事实呢？：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了一件帛书－－《十大经o正乱》。此为专门记述黄帝战胜蚩尤之事的一篇帛书，其中有一段内容涉及了蹴鞠起源的传说："……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其大意是说，大约在4600多年前，中原的黄帝部落与南方的蚩尤部落在涿鹿（河北涿县）进行了一场战争。这场大战打了好些年，后来黄帝部落取得了胜利，擒杀了蚩尤。为了发泄余恨，黄帝便将蚩尤的胃塞满了毛发，做成球让士兵们踢。黄帝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所有的社会文化，都是口授相传的。当时有没有创造足球游戏的可能呢？这条资料当然不能作为信史来使用，但结合人类经济耗化发展的进程来看，至少说明像足球一类的游戏已经萌芽了。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从文化发生学的观点来看，相同的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可能产生相类的文化形态的表现形式，所以说，这类最早的球类游戏的出现并不一定只限于某一个区域。
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在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云南等黄河、长江流域甚至西北瑚南地区的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过许许多多的石球、陶球遗物和相关的岩画资料，尤其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沧源县境内的高山峭壁上发现的距今3400年前的岩画，还绘有多人玩球的图形。而这些地区并不是仅仅限于距今五千多年前黄帝部落游牧的地区，其遍及的范围更为广阔。因此，无论从实物还是传说来看，人类很早就在不同的区域具有了创造这种球类游戏的能力。
上面的这些传说和考古发现，虽未能完全证明古代蹴鞠的起源时间和具体地点，但却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球类游戏已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都说明中国是世界上"球类游戏"起源最早的地区。这一点也得到了世界足球史专家和国际足联的认可，请看下面这些资料：
1975年由（阿尔道舍夫齐鲁曼）所著的大型《世界足球史》(该书于1977年由日本人大竹国弘翻译成日文，当时的日本足球协会理事冈野俊一郎等监修)，在第一章《足球的诞生》中，作者在对比分析了古代欧洲各个地区，如古希腊、意大利、英国以及美洲地区出现的类似足球的活动形式后，明确指出：众多的资料表明，中国古代足球的出现比欧洲及美洲地区要早得多，在公元前的2697年的黄帝时代，足球这一球技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其名字就叫做"蹴鞠"(作者在这里做注说：引自西汉人刘向的《别录》一书的记载)。直到周代结束前(公元前256年)，这一球类形式不仅在士兵中，就是在一般民众中也广泛地流行了。文中还着重指出，春秋战国末年的齐国宣王时代（？－前301年），齐国的都城临淄已经非常盛行这一运动了。
1985年，在中国举办的首届"柯达杯"世界少年足球锦标赛开幕式上，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在致辞中说，足球运动起源于这里，并且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是无可争议的。
2001年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亚洲足联举办的教练员训练班上所作的《国际足球发展史报告》中强调："足球发源于中国"。
2004年2月4日，国际足联副秘书长热罗姆项帕涅在伦敦举行的新闻会上正式宣布："虽然有不少国家都认为自己是足球运动的诞生地，但研究国际足球的历史学家有确切证据表明，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他还说："国际足联将于今年夏天亚洲杯赛期间，正式承认中国是足球运动的发源地，我们将利用这一仪式向中国足球表示我们的敬意。"
最近，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吉隆坡参加亚足联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接见中国代表团时再一次明确表示，经过专家考证，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他同时希望，应借2004年中国亚洲杯足球赛之机，隆重宣传这一概念。
总之，从史前传说、考古资料的显示以及专家的研究，我们可以确定这样两点：第一、类似足球的球类游戏在史前时代就在中国大地出现了，并且由于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的原因，出现和流行的地域是很广泛的；第二，类似后世足球的球类游戏，也就是成型以后的古代足球－－"蹴鞠"，最早出现在中国大地，已经得到了国际足球专家和国际足球界的认可。
上面我们把蹴鞠起源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那么，逐渐形成的这一球类形式在初期是如何发展的呢？
根据近年来的研究，从一种球类游戏发展成一种具有后世足球特点的－－"蹴鞠"，由古文献的记载来看，最早见于《战国策》、《史记》。实际上两书记述的都是同一条资料
二、蹴鞠活动的初步规范化
蹴鞠正式定名并经过初期的发展后，到汉代已经发展成为一项非常专业化的足球运动。其显著的标志具有以下几点：
四是这时的蹴鞠运动已广为普及了。它既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同时在民间的普及也更为广泛。在军事上，作为一种训练手段受到了汉代军事家的重视。汉代，由于蹴鞠活动可以增强体力，培养勇敢耐劳精神，因而也被当作了军事训练的一种很好的手段。刘向《别录》中说得更明确，指出："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这里提到，用足球练兵，士卒有兴趣。他们从中不仅训练了体力，体会了实战中的攻守意识，而且在比赛中也能得到欢乐。不仅是军队平时的训练项目，而且战时亦有。刘歆在其《七略》一书中也指出："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至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踏鞠。"史学家班固的《汉书霍去病传》曾有这样的记载：霍去病"从军，……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东汉服虔对此的注解是："穿地作鞠室也。"即在挖地基修筑蹴鞠场地。霍去病塞外带头踢球，起到了振奋土气的作用。到了三国时期，蹴鞠的开展仍同军事有关。
《太平御览》卷754引《会稽典录》说："汉末三国鼎峙，年兴兵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当时，普通人家的男子几乎都要应征从军，在当兵期间，蹴鞠一类活动是经常进行的。军人返乡后，必使蹴鞠进一步深入民间。因此，"家以蹴鞠为学"的说法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在民间，无论是官宦人家还是普通民间，蹴鞠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汉书》上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的"鸡鞠之会"。汉武帝的宠巨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桓宽写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材鼎力，蹋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蹋鞠"。在考古工作者发现的许多汉代画像石上，还有表现汉代民间蹴鞠的画面。反映出蹴鞠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运动项目了。
五是出现了女子蹴鞠，也就是世界足球史上最早的女子足球活动。动。
三、蹴鞠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从上面所讲的汉代蹴鞠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发现，无论是规模、还是规范程度，当时的蹴鞠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我国古代蹴鞠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到了唐宋元辽金时代，其发展的程度更进了一步。
首先，随着蹴鞠技术的发展，唐代蹴鞠的用具开始有了改进。唐代的鞠已非汉时的"以韦为之，实以物"的鞠，而是有球皮和球胆的气球。据唐徐坚（659?727）《初学记》的记载："鞠即毬字，今蹴鞠曰毬戏。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尤袤的《全唐诗话》卷五《皮日休》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归氏子弟因对皮日休不满，于是就以皮球的构造为题，写诗来嘲笑皮日休。诗中这样写道："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拳招踢卒未休。"这首诗和上述的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唐代的气球是用八片皮革缝制成的，已经类似于现代足球的制作方法；其次，在用皮缝制成的球壳内，塞进一个动物尿泡并充足气成为气球。唐代的仲无颜在《气毬赋》里还对这种"气球"作了具体说明，赋是这样写的："气之为毬，含而成质，俾腾跃而悠利，在吹嘘而取实。"可见是有利于腾跃的。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关于充气球的发明，在西方最早出现在英国，但时间是在公元11世纪，较我国发明充气球的唐代已经晚了三、四百年。就气球的发明而言，我国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
到了宋代，鞠的制造工艺较之唐代又有提高，据《蹴鞠谱》和《蹴鞠图谱》的记载：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香皮十二"片砌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四两"。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可见，宋代的鞠的做法虽然仍是经过水揉火烤，但缝制鞠的皮子因为达到了12块，使其更接近圆形。古代的衡器为16两1斤，14两约合现在的430克，与现在足球比赛用球的重量基本相近。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
其次，出现了更为专业化的蹴鞠书籍。宋元时代的蹴鞠专业书籍已更为多样化。现存的共有三本：一是《事林广记戊集》，作者是南宋人陈元靓；二是汪云程编写的《蹴鞠图谱》，又名《打球仪》；三是无名氏的《蹴鞠谱》。这三本多次提到足球专业组织－圆社。据《蹴鞠谱》说，一个人参加了圆社组织，就可以五湖四海到处游逛了，因为许多地方都有圆社。圆社对他们进行技术考核，通过后即可接待。从《蹴鞠谱》等书中还可以看出，宋代足球很重视熟悉球性和控球能力。而且，人们已经认识到蹴鞠不只是可供娱乐，也有健身和培养思想品德的作用。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这些专业书籍从不同方面介绍了当时蹴鞠的具体形制
第三，蹴鞠形式的多样化较之汉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蹴鞠的形式就已很丰富。当时的主要形式两种，一种是无球门的蹴鞠活动，另一种是带球门的蹴鞠比赛。第一种又包括这样几种形式：一是公元664年以前就已经外传到日本去的"打球"。它是不用球门比赛的蹴鞠。有十种比赛方式，从"一人场"起到"十人场"止。也有的称其为"一般场户"。如"一般场户"中的一人场，身体各部分都可以触及球，变换花样。"一般场户"比赛时不拘人数，各自独踢。没有比赛对象的时候，可以单独表演，也可以作为个人的健身运动；一是八九世纪时诗人王建《宫词》里所称的"白打"。比赛时不用球门，可以二人对踢，也可以多人对踢，这种蹴鞠，特别适宜于女子，故王建《宫词》里有"寒食内人长白打"之句；一是"趯鞠"，以踢高球为比赛方式。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曾有"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之句，描写的就是这种趯鞠，可见当时踢球之高。唐人康骈在其《剧谈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京兆府的官吏王超，有一天走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见路旁槐树下一个衣衫褴褛约十七八岁的少女正在接几个军士踢球时没有能控制住而滚过来的球，只见她不慌不忙，伸腿将球稳稳接住，一记劲踢，球直飞数丈。可见这种趯鞠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同时也说明这时的女子蹴鞠活动已具有了一定的技术。
第二种是带球门的比赛。
还有一种是左右军各十六人的。
不设球门的比赛，其竞赛方法可分为两类，即不分班和分班两种
第四，这时的蹴鞠已经进入了商业机制，由于蹴鞠深受人们欢迎，不少商人便借此做起了促销文章。据史料记载，在汴京城，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蹴球茶坊"和"角球店"。据《蹴鞠图谱》的记载，当时还出现了许多专门制作鞠的手工业作坊，有品牌的商品鞠有24种，《蹴鞠谱》中记载的有41种。与此同时，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蹴鞠的繁荣发展状况。
第五，宫廷的蹴鞠较具特色。宋元时期，爱好蹴鞠的帝王与大臣亦不乏其人。钱选所临苏汉臣之《宋太祖蹴鞠图》，表现的就是太祖、太宗、赵普、郑思、楚昭辅、石守信六人在一起蹴鞠的情景。图中不见球门，故这种"六人场"当是"一般场户"中的踢法。北宋宣和时的李邦彦也是极喜好蹴鞠的一位宰相，他曾自称"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因而被时人称为"浪子宰相"。
宋代的宫廷中还建有足球队，在朝廷举办的各种盛会上，往往就有足球队出场表演。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宫廷足球队的队员，分为三等：第一等称"球头"，第二等叫"次球头"，第三等为一般队员。每队有"球头"一名，"次球头"两名，一般队员十余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宫廷足球队。
第六，蹴鞠活动进一步平民化，并出现了专业的民间组织。宋元民间蹴鞠十分盛行，北宋时，开封的百戏活动中就有表演蹴鞠的艺人，初春有"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踈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的景象。
南宋时期，民间蹴鞠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南宋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道："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更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可见当时蹴鞠活动的普及之广。当时的民间还出现了足球组织，时称"齐云社"或"圆社"。齐云比之踢球高入云端，圆社则更为形象。据《蹴鞠谱》的记述，该球社在京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流传着"若论风流，无过圆社"，"人都道齐云一社，三锦独争先"。这些话都是对球社的反映和称誉。参加球社的人，要遵守社规，如不许做"人步拐、退步踏；人步肩、退步背"等危险动作。还规定"狂风起不踢，酒后不可踢"等，提出了踢球时应注意运动卫生。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民间足球协会了。民间足球组织的出现，更使这项运动趋于社会化。它从军队、宫廷的专业队，更进一步普及于民间。
到了元辽金时代，市民的蹴鞠活动亦很兴盛，而且还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元曲中就有很多描写当时市井闲人蹴鞠活动的情况，如大戏曲家关汉卿的散曲中有两首《女校尉》套曲，校尉是园社中艺人的最高等级，元代有了女校尉，"蹴鞠场上，鸣珂巷里，南北驰名，寰中刻意"。"关白打、官场小踢，竿网下，世无双，全场儿占了第一"。女蹴鞠艺人表演在消闲娱乐中有重要地位，"茶余饭饱邀故友，谢馆秦楼，散闷消愁，唯蹴鞠最风流，演习得踢打温柔。"邓玉宾《仕女园社气球双关》更道："似这般女校尉从来较少，随园社常将蹴鞠抱抛，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等等。这说明，元代市民的蹴鞠继宋之后仍非常普遍。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曾在内蒙的辽墓中，发现了当时蹴鞠活动的壁画，从画面的布局看，应是一般的"白打"踢法，说明在辽代的北方少数民族中，蹴鞠活动也较为普及。
综上所述，在古代蹴鞠的发展史上，唐宋时代的蹴鞠运动堪称中国古代蹴鞠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四、蹴鞠活动的演变及逐渐消亡
中国古代的蹴鞠，发展到明清之时，整体上已经开始走向了娱乐化，基本上丧失了其应有的竞技性。从其发展演变过程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蹴鞠运动进一步成为宫廷的娱乐项目。明代的蹴鞠活动是各种球戏活动中的一种，最为流行。其运动方式大都沿用宋元时期的带球门竞赛和不设球门的比赛，但也有一定的变化，这从汪云程所著《蹴鞠图谱》可以看出。《明通鉴》卷四十三《武宗正德元年》有明武宗朱厚煦踢球的记载：文安县的大盗张茂，因"家与太监张忠邻，结为兄弟"，并经常出入禁中，侍奉武宗帝"蹴鞠"。王誉昌作的"崇祯宫词"里有一首诗写道："锦罽平铺界紫庭，裙衫风度压娉婷，天边自结齐云社，一簇彩云飞便停。"这首宫词，描写的是宫女们陪伴着皇帝的宠妃进行蹴鞠的情景。
明代宫廷蹴鞠活动还见于当时的绘画作品中，故宫博物院藏明人绘《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就绘有朱元璋的重孙明宣宗朱瞻基观赏侍臣蹴鞠的情景。
在《明通鉴》前编卷2中，还对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喜爱蹴鞠之事作了记载："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说明踢球和乐连在了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但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
第二，蹴鞠运动普及于妇女儿童当中。民间蹴鞠之风进一步兴盛。张岱《陶庵梦忆》之"扬州清明"条记载，扬州清明，城中男女毕出，以"斗鸡蹴鞠"为乐。上海博物馆所藏明杜堇《仕女图》中有仕女蹴鞠的一段画面。画面反映了当时蹴鞠是沿袭唐之风俗，以一般场户的蹴鞠活动为主。
明代蹴鞠的社会性，较前代相比，虽然逐渐缩小了，但是见于文物和史籍记载的资料，还是不少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明杜堇画的《仕女图》有蹴鞠场面，在明王圻的《三才图会》中也有蹴鞠画面的描绘。此外，在国内外的一些文物收藏机构中，都藏有描绘当时妇女和儿童蹴鞠的场面。在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堂十二扇明代巨型木胎屏风《黑漆彩螺钿仕女游艺图屏风》上面的园林仕女图中，就描写了一群贵家妇女正在园内进行蹴鞠等的游乐活动，这可以说是一幅当时上层妇女优游行乐的真实图景。而考古工作者于1956年～1958年在北京市昌平县明定陵出土的一件明孝靖皇后的女夹衣上，还绘有包括蹴鞠在内的百子戏图案，这些图案均绣于夹衣的胸及两袖上。在蹴鞠图案中，有三个少年在作蹴鞠游戏，中间一人正腾身以足踢球，两边的伙伴在聚精会神地盯着被踢起的皮球，画面生动有趣。这些文物资料都形象地向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由于蹴鞠运动仍然广泛地普及于妇女儿童中间，因而它在这一时期，也就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当作了生活用品的一种装饰了。
第三，文学作品中对蹴鞠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时蹴鞠活动的进一步娱乐化和逐渐衰亡的过程。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是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从中可以了解到明代蹴鞠在社会上流行的情况。小说中这样写道："西门庆正喝在热闹处，见三个圆社向前来打个半跪，西门庆平昔认的，一个唤白秃子，一个唤小张闲，一个是罗回子。因说道：‘你们且外边侍候。待俺们吃过酒踢三跑。‘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梢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西门庆面前讨赏钱，说：‘桂姐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撇来的丢拐，教小人凑手脚不迭。再过一、二年，这院中似李桂姐这行头，就数一数二，强如两条巷董官女儿数十倍。‘"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这一时期踢球的娱乐性质。宋代的足球艺人，可以在皇宫的宴会中表演，也可以在城市的瓦子里卖艺，而明代的圆社却只能在妓院中娱客了。
到了清初，以娱乐为题材的蹴鞠活动还较为普遍，在这一时期的文物资料中还时见一些儿童、妇女进行蹴鞠活动的描绘，但这种蹴鞠运动在明末清初进一步走向娱乐化的趋势，实际上也预示着盛行于中国数千年的蹴鞠运动开始迈入衰亡的边缘。
出生于山东淄博的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其所著的《聊斋志异》是清代描述当时蹴鞠活动仅有的作品之一。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已经寥寥无几了。象《红楼梦》这样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大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蹴鞠，而且也只有一句，即"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只有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中，有多处故事涉及到蹴鞠活动，如《汪士秀》、《小翠》等，其中《汪士秀》中有较长的关于蹴鞠活动的描写。书中是这样写的：汪士秀是庐州人（今安徽省合肥市），父子都善于踢球。几年前，父亲在钱塘江中溺死了。汪士秀南游洞庭湖，夜泊湖畔，思念父亲之死，不能入睡。忽见湖水中出来五人，铺一张大席在水面，饮酒作乐。酒后拿出一个晶体透明的球来踢。汪士秀见那会踢球的老者象他父亲，便坐起在舟中观看。这时，恰巧那球落在他的身傍。汪士秀一时技痒，便起脚踢了回去。那老者见状惊呼道："此我家流星拐也。"谁知汪士秀一脚踢的太猛，把球踢破了，霎时间湖上人球俱杳。原来那四人是鱼精。他父亲溺水被鱼精拯救留作仆役，踢的球是鱼膘做成。
蒲松龄在写球被踢破下落时，用了这样一句来形容："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犹如经天之慧，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如果把这一句话移来形容我国古代蹴鞠发展的过程，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国古代的蹴鞠活动，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像慧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灭绝了。
总之，我国古代蹴鞠在清朝中叶便逐渐走向了灭绝，但是，几千年蹴鞠运动的影响，在人民中间并未完全断绝。爱好溜冰的满族人曾将其与滑冰形式结合了起来，发明了一种被称为"冰上蹴鞠"的运动形式。但这也不过是盛行于中国古代二千多年的传统蹴鞠活动的余韵而已。清代中叶以后，在社会因素的制约下，随着西方近代足球的渐次传入，中国传统的蹴鞠活动终于被取代。
分析一下我国古代足球的兴衰，寻找其灭绝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条：从客观的社会条件来说，宋代理学兴起，社会上重文轻武，也轻视身体活动的娱乐。清王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弱民政策，禁止人民练武和练身活动；戏曲小说的兴起，社会娱乐范围的扩大，相对地减少了踢球娱乐的兴趣；从蹴鞠运动本身的发展来说，由直接的对抗比赛改变成间接的对抗比赛，失去了练武、练身、练意志的特点，减低了足球运动的社会功能；由自身的娱乐活动转变成供他人的娱乐活动，由社会的节日娱乐转化为狎巷的宴饮娱乐，使足球运动的社会性愈走愈窄。这样，在社会客观原因的限制下，便不能不趋向灭绝。
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智慧的中国祖先们不仅发明了足球，而且创造出了丰富的蹴鞠技巧和完备的比赛规则，为现代足球的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可以说，这是古代中国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一大贡献。
中国足球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足球的笑话有很多，刚刚过去的春晚，本山大叔还把中国足球拿去“忽悠”了一把！不过，有这样一则笑话想必令人记忆犹新———一位韩国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30年！韩国人哭了……一位日本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50年。日本人又哭了……一位中国球员也去问上帝：那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看了看中国球员，自己哭了……当然这些笑话只是中国球迷失望之余的一种发泄方式，情绪化色彩过浓。可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确让人看不到希望。至少现在是这样。
回顾中国足球近20年来“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辛酸血泪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足球并未从多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能从偶然的“成功”中收获经验。失利就炒教练、换球员、追责任，成功就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一俊遮百丑，中国足球的发展思路和实力水平一样，都处于“初级阶段”。
要想彻底破除中国足球近20年来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意暂时的成绩和眼前的得失，而要认认真真地从基础抓起，把中国足球打造成真正的“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耐心！
中国足球需要“休克”疗法
平心而论，与世界上的足球强国相比，中国足球的起点低，发展时间也不长，的确有着较大的差距。但要想取得好成绩，不切实际的凭空妄想不行，不尊重足球规律的冒险蛮干不行，不顾一切的“豪赌出线”，甚至将其与政绩挂钩更不行！中国足球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结合中国现实特色的足球发展之路。“未来20年不要向中国足球要成绩”的“休克”疗法，也许正是中国足球痛定思痛，医治顽疾的“良方”。
在目前的中国足球圈里，国字号球队的成绩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最主要标准。为了国字号球队的比赛，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背离足球职业化的规律，一再牺牲二三线联赛和青少年足球建设，使得中国足球在失败的循环中往复进行。
如何增强足球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何加强联赛建设？如何培养能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教练队伍？国字号球队应该如何组建和指挥？现有的足球发展经费该如何分配？中国足球如何更好地与世界足球强国交流？中国足球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风格？这些疑问都需要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深思并且找出答案。
现在，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都被“出线的重任”所掩盖。为了出线，球迷可以原谅足球管理机构在青少年培养上的一再拖延；为了出线，足协可以把绝大多数经费，用在“中国之队”没完没了的越洋拉练上。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他们是否出线了，会怎样？国家队成绩上的休克，一定程度会换来各方面对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关注！
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认真地反思自身的风格和发展方向；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举措，为联赛和基础培育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中国足球更应有这样的耐性，安于承受基础建设过程中的寂寞！“从娃娃抓起”是足球发展的规律
把记忆的年轮拨回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伊朗足球队访华时亲临现场，并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观点。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足球却仍未品尝到青少年足球建设的成果！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高声疾呼要注重青少年足球建设；另一方面，国内的青少年足球建设却依旧少人问津，几近停滞。因此，中国足球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将青少年足球建设落到实处才是关键一步！
在谈到国内青少年足球建设滞后的问题时，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曾在全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上坦承，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青少年足球发展思路与政策都出现了偏差。“而忽视和淡化了原有的以体委系统为主体、以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后备力量培养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国家队主帅高丰文则认为，目前处在最基层的学校足球缺乏扶持，也使得足球人才的培养严重萎缩。而国内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自身建设的不完善，目前还无法承担起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任务。
据记者了解，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中国足协和各地方体育局乃至一些俱乐部和教练，都在进行一些摸索和尝试。在今年初举行的中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青少年球员培养的新方案：20岁以下的球员都回归地方体育局管理，可以参加全运会；恢复各省市的专业球队；重点扶持学校足球。对此，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表示：“地方有全运会任务，会比现在的俱乐部更加认真地培养青少年球员。我们要把足球重新放回到中国体育的整体计划中。”而徐根宝的“崇明足校”模式、山东的“鲁能足校”模式、申思、马明宇等昔日国脚进行的“教育足球”模式等，都在为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培养寻找着可行的途径……
不过，正如足坛名宿马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无论是哪一种培养方式，青少年足球建设关键是要落到实处。政府、体育部门、足球界、学校和全社会都要重视这项工作，要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项目，才能形成良好的足球氛围，最终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从头开始，落到实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足球而言，可谓金玉良言！
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个系列专题，在反思了一系列现象和问题后，我们的思维最终必须有一个落脚点。也就是说，从多个角度探讨了WHAT和WHY之后，现在必须要讨论的是HOW：下一步该怎么走？
最近两年，关于“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构想一次次被提及。在中国足球整体陷入冰河期的大背景下，这是唯一能让球迷有所期待的话题，虽然这个期待看上去也遥不可及。但是，中国足球现在并无底气申办，而且申办世界杯也并非拯救中国足球的良药，乐观预计，它也只能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一股巨大动力。
2008年是全世界的体育大年，更是中国百年难遇的体育大年，因为有北京奥运会。但奥运会之后呢？许多人都希望有全新的寄托，于是申办男足世界杯成了许多人的梦想。最近两三年中，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每次来中国，都会被问到有关申办世界杯的话题。瑞士人都会公开表态，他支持中国申办世界杯，并且相信中国能办好世界杯。
没有人会把布拉特的应景之辞当真，因为人们后来发现，布拉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中国人仍然有申办的梦想，这个梦想也产生得理所当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体育发展水平、体育设施状况、社会发展需要，都应该也可以申办世界杯。亚洲已有日韩在2002年合办过世界杯，下次再回亚洲，最合适的也是中国。
连赞助商也这么想。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双料赞助商阿迪达斯公司的陶金，他就告诉记者：“奥运会办完，毫无疑问中国体育的下一个大赛就是世界杯。我认为，中国足球完全有必要考虑2022年或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工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来说，由创造和发明了古代足球运动的中国来承办一届世界杯，是一个很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战略设计。”在经济腾飞的推动之下，很多城市在硬件设施方面具备了主办世界杯的全部条件；1991年和2007年，中国还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杯女足赛，这些让我们有申办世界杯的底气。
可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以中国足球的状况与水平，能支持它来申办世界杯吗？或者说，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有必要申办世界杯吗？
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过去两年一度跌到100名开外，最新的排名也才第83位。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弱小的东道主。而中国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则是3战皆败进0球失9球的难堪战绩，FIFA想必也不想制造一个史上最烂的东道主。而中国的联赛同样低迷，近两年虽然假球黑哨不再泛滥，但人气和水平仍然每况愈下。
因此，对中国足球来说，申办世界杯只能是一个美妙的远景计划，还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管是申办2022、2026或是2018，都只能想想而已。重要的是将自身的工作做好，足球水平和足球氛围得到提升，国家队和联赛齐头并进，这是申办世界杯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有圈内人士形象地说，“现在中国足球要做的，是要先把池塘修好，然后放进干净、高营养的水，再放进鱼苗。鱼儿在好的生存环境中，必然会健康成长。中国足球的问题根源，其实还是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现在八匹马往八个方向乱撞的结局。如果要申办世界杯，我们必须要进行真正、彻底的足球改革，让职业联赛健康起来，让俱乐部的经营规范起来，让球员的生存土壤肥沃起来，让青少年球员更多地参与进来，然后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地去进行规划和准备。也许4年之后，中国足球就可以真的挺直腰杆去申办世界杯了。”
不管是不是为了申办世界杯，中国足球都需要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足球改革不可能自下而上，只能从顶层开始，甚至可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选对掌门人——一个专业内行、知识现代、管理科学的掌门人。
对于中国足协需要怎样的当家人，圈内早有认定，“首先，他要有点足球基础，至少清楚足球项目和其他项目同步发展的困难和不同。他不需要是真正的足球专业人士出身，但至少要懂得足球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其次，他要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最好是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历。这样可以帮助他认知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清楚中国足球的差距，然后找准定位准确出击；第三，他必须懂得一些企业管理知识，知道如何把足球商业化经营当成企业管理。”
职业联赛的三任足协掌门人各有千秋，但都不算成功，也都没有得到好评。王俊生是专业出身，主抓竞赛和项目管理还算内行，但江湖习气过重，对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也稍有欠缺；阎世铎上任之前是总局法规司司长，领导任命他的目的性也比较明确，就是完善“没有规矩、管理混乱”的中国足球，可惜阎在任期间的很多政策和改革，被证明是瞎指挥、乱弹琴；谢亚龙上任有浓重的奥运背景，他本身转道足球也有明显运作的痕迹，事实证明，外行管理一个项目，无论你本身是否真正有能力有抱负，都很难找到中国足球问题的症结。再加上受奥运战略的掣肘，最终被圈内圈外排挤也成为事实，执政失败也成为必然。
2008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足球这个项目，本身不是奥运夺牌大户，甚至连奥运夺牌点都很难维持，从体委系统完全脱离实现社会化市场管理，不失为一种可能。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点——中国足协最重要的管理者由一个完全不懂足球项目的行政官员来承担。
下一步中国足球改革的第一步，首先任务应该就是选对掌门人。如果能够在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由圈内人士共同民主推举并选择真正的适合中国足协的管理者，这是最好的结果。可这种设想在现行的体育体制之下，实现起来有很大难度，而即使真的民主选择产生，如果没有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的真正放权，也很难实现足球项目的彻底职业化和真正改革。
选对掌门人只是第一步，中国足球的改革最根本的工作还是足协自身的职业化。中国足球要找到正路，足协改组在先，联赛改制则须紧随其后。足协的功能也当有所变化，联赛这一块应尽可能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职业联盟。
对于中国足协管理联赛能力低下的怀疑，从职业联赛最初一直持续至今。比如相关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处理问题情绪化严重，且方式和标准不一，管理联赛人治化痕迹浓厚等。而最受球迷和媒体诟病的，则是对“假赌黑”现象的无能为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足协的未来工作定位应是主抓青少年足球的普及与提高，协调并监管各级国字号球队的备战和组建；而在职业联赛的管理环节上，足协应该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未来可能成立的足球职业联盟。也就是说，足协需要从以前的管理者和主导者地位，逐渐转变成一个职业联赛服务、协调机构和监管部门。这种足球管理模式，是如今世界足球发展潮流中，最实用也是最流行的方式。
在经营方面，足协同样需要改革。职业联赛初期，足球产业的赞助市场相对混乱，商家投资也相对盲目，这时只要足协有专门的经营人员或招商机构，就能完成基础的招商工作。但职业联赛14年之后，赞助商对足球项目已缺乏信心，对足协主导的职业联赛发展也有了诸多怀疑，此时就必须有更为专业的经营团队和管理团队，来把持职业足球的发展方向。中国足协如果不想中国足球在自己手中被活活玩死，就一定要给职业联赛的主体——投资人和俱乐部以真正的话语权，让他们真正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掏钱做“公益事业”。
很多人在探讨“职业足球联盟”在中国建立的可能性。但即使这样的结构能建立，我们也需要真正的一些合作者和合作项目，光凭足协自身的运作能力，这个项目继续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实中中国足协的合作者是盈方、阿迪达斯和中超公司，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实际上也是中外合作的项目之一，盈方主要负责中国之队，阿迪达斯则是一个特殊的合作者，中超公司则是“足协主控”的一个经营职业联赛的公司，下属的合作伙伴还有耐克、金威啤酒、央视、搜狐体育等。仔细考量一下这些合作者，除了媒体合作伙伴、体育品牌及与足球相关消费品外，我们外延的合作者几乎是一个空白。
现在的中国足协，不只是联赛的经营不力，国家队的经营同样失败。从1993年选择IMG开始，后来的ISL，再到现状的盈方，除了IMG合作还不错之外，其他的合作都出现了问题。如果中国足协没有意识或者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及对待合作者的态度，下一次合作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像这次世界杯冲击失利，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为，足协抛弃了更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亚足联开发公司，而选择盈方，这是足协“为钱所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并不是一定就要选择亚足联公司而放弃盈方，关键是这种谈判的方式很不职业。你掌握双方的低价去追逐最大利益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而伤了和气。在生意场上，一旦只剩下两个竞争对手，你最好坦诚布公地去沟通，而不能搞小动作，最后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像中国足协这种做生意的烂招，被揭穿后是可以被业内人士完全抛弃，甚至有人故意设局‘黑掉’的。无论是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让合作伙伴吃亏你却赚大便宜，这样的合作不可能长远。和盈方合作这件事，足协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是太看重钱，对既得利益看得过重；第二是谈判方式有些低劣；第三是抱错了大腿，就像娶媳妇，不要以为有钱家庭的闺女就好，她的性格、适应能力，还有是不是原意一起过日子，这些都比金钱更重要。”
“职业联赛14年，却造就了职业化程度最低的中国足协。俱乐部经营不好可以破产、转卖甚至倒闭，球员可以因为打假球被三停、挂牌甚至废掉，职业教练可以在一场比赛后立即下课；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以及这个机构里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却可以在职业联赛的熔炉中安坐如山！所以要想挽救中国足球，足协也必须完全走向市场，他们的职业化改革是必须要走的过程，否则职业联赛如何改变都没有用！足协工作人员办事能力拖沓、管理水平低、效率不高、官僚作风横行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机制之下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一位体委系统退休干部的一些话，一言击中要害。
足球改革当自上而下，上自中国足协，下就是职业联赛。中超联赛需要改革之处自是很多，难以赘述，但眼前很重要的一块是电视转播的困境。
从欧洲足球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电视直播的参与，职业足球很难获得经济效益上的突破，从而制约联赛整体水平的提高。在现阶段，依然只有电视这个工具，能够无限度地扩充一场足球比赛的传播价值和经济效益。而中超的电视转播一年比一年低，从足协到各俱乐部一直都认为是央视这个“特殊的电视台”，导致了他们电视直播版权费用的难以突破。可实际上，制约中超电视收入水准的，其实还是低水平的职业联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低水平的比赛使得电视转播不值钱，而电视转播费低廉更加制约联赛的发展。
2007年，天盛欧洲足球频道用5000万美元的天价，买断了英超在中国大陆的3年唯一直播权。英超降级的德比郡俱乐部，上赛季依然能够得到3400万英镑的电视转播费分成。而中超俱乐部呢？每年从中超公司那里获得的电视转播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7年，中超联赛共有2家全国性转播平台（东方卫视，CCTV-5）、12个省级转播台、12个市级转播台，累积收视人数达到1.44亿，为中超联赛以来最高，可俱乐部依然是不能从电视转播费里分得更多钱。原因很简单，中超的电视转播越来越贬值，有人敢花5000万美元买三年英超，却没有人愿意花1000万美元买三年中超。
事实上，中超虽有上述26家电视机构在参与转播，但真正付费给足协的，只有央视和上海文广。加上新媒体合作伙伴搜狐每年提供的150万元，中超电视版权总价值也就在3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值比英超最差俱乐部的电视分成都差得远。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年央视死守联赛价格底线时，时任体育频道总监的马国力曾说，“第一，我不能为足球开一个大口子，中国体育有太多的项目要扶持；二，中国足球联赛的价值的确不高，说白了，这个赛事还不值钱。”
1995年1月1日成立的央视体育频道，当年因为直播足球联赛而品牌受益，加上央视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目前CCTV-5（现奥运频道）占据了整个体育赛事资源的80%以上。但在CCTV-5诸多节目和赛事直播中，中超的直播很多时候都排在10名以外，特别是在有姚明和易建联参赛的NBA赛事直播面前，中超联赛已经不再是央视体育资源中的宠儿。
2008年，全国有50家地方频道和10个付费体育频道（包括网站）在播出NBA，而实际上，足球最红火时应运而生的42个地方体育频道现在已经缩水到20家左右。以前的很多体育频道，已经在地方被生活频道、娱乐频道兼并或者挤压，但即使这样，还能出现50家地方频道直播NBA篮球赛事。而且在地方体育频道，篮球节目的收视率和经营情况都比足球好很多。辽宁体育频道每年要付给文广集团大约70万元的中超直播版权费，可在实际的营运中，辽宁台播出辽足一个赛季的中超，也挣不回这区区几十万元；但是直播辽宁男篮的CBA赛事则完全不同，不仅是赞助商踊跃，招商容易，其火爆的现场气氛和直播时的互动程度，都让中超直播难以望及。
此外，中国足球人士自身也不珍惜电视直播。欧洲很多俱乐部都会在赛季前搞一个球员的“媒体培训”，就是培训职业球员如何善待媒体和正确对待电视机构，特别是如何与电视媒体配合做好直播，这已经成为其必修课。欧洲足球直播时间跨度很长，经常是赛前一小时，赛后一小时，需要大量的球员、教练、工作人员、球迷的默契配合，可以说现代足球其实就是“电视足球”。可这种理念在中超完全没有市场。作为联赛的主播台，东方卫视曾在直播中超之初做了大量的工作，可很难得到球队和球员的支持。负责中超直播的刘勇说，“中国球员在直播时的电视概念太差，也非常情绪化，他们永远会认为自己是职业联赛的主体，高兴时陪媒体聊聊，不高兴时把直播话筒直接推开。赛事组织者也让我们很头疼，比如每晚19点30分的比赛，正常情况下19点25分必须出场，然后是升国旗、合影等仪式，电视机构则在这几分钟内要完成上字幕、出赞助商广告、嘉宾简单访谈等节目。但目前很多比赛都不准时，经常是19点28分才出场，咱们一点约束力没有。这种足球直播的状况，怎么可能让联赛的电视价值得到提升呢？”
这就是现实：如果电视台不能从直播中超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那么中超的电视版权费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而如果联赛质量依旧在低水平，混乱不堪中沉沦，职业足球在电视环节上的突破将是一种奢望。
中国足球历史有多久
中国足球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距今约2000多年。
中国古代足球
足球运动，最早的起源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蹴鞠”或名“塌鞠”。最早的说法见《战国策·齐策》：“临富甚福而实...塌鞠”。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蹴鞠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几乎是万人空巷。而且蹴鞠成了宫廷的主要体育活动。汉高帝刘邦的父亲初入皇宫时，曾因没有球踢而一直闷闷不乐。后来刘邦特意为刘太公建造了“新丰宫”，于是太上皇就可以和家乡的人一起蹴鞠取乐。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汉武帝、汉成帝这样的“帝王球星”。另外，蹴鞠还成了军队训练的内容之一。
唐代是蹴鞠的鼎盛时期。比起汉代，此时的蹴鞠又有了新的发明创造。首先是“充气球”的出现，再次是球门的发明。其时的球门分为两种，一是球场内设置两个球门，两端个一个，A打B的门，B打A的门，运动量大，竞技性比较强，类似现代足球；另一种是在球场的中央设置球门，AB双方共享，球门高，进口小，估计只有拔丝疼那样的才会进得去。另外，还有不同球门的踢法，种类很多，有一人自踢，两人对踢，还有多人花样踢法。当时，唐代的MM们玩的一般都是非对抗性的蹴鞠，她们也就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女足球员了。
到了宋代，两个球门的踢法已经不见了，主要流行一个球门或是不用球门。这种方式运动量不大，然而技术性和娱乐性都增强了。踢法是：先由A队球头踢球过门（门高估计三丈高、一尺宽），B队球员得球后，传给自己的球头，由球头射门，把球踢过门去为胜。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由于民族风俗的关系，十分喜欢在冰上蹴鞠（最早的冰球运动）。玩时分为两队，每队数十人，球掷起后，两队争踢，以球在自己本方队员的脚下传递为乐。这个有点像我们玩球时的倒脚，只是我们是几个人传递，中间一人抢，通常都是“累个半死”方罢休。
新中国成立后的足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队曾集体去匈牙利留学，并与1958年回国，可惜冲击1958年世界杯决赛圈失败，打击不小。或许这应该算作中国足球在整个20世纪的第一大事，它背后的深远意义，绝不仅仅是第一次整支国家队出国留学，第一次出现外籍国家队主帅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足球的骨干，李凤楼、陈成达、年维泗这批人，日后不但成为国家队主力，更长时期地占据中国足球的统治地位，他们自身的素质，能力，魄力在此后几十年里直接影响着中国足球的发展，主宰着中国足球的命运。而他们言传身教出的后代，无论是在当球员，当教练还是主管领导工作方面都深深带有前辈的烙印，因此，这批人成为近代中国足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当代所提及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足球之根源。
其后的时间内，是十年“文革动乱”，在一个“政治第一”的年代，足球被禁止了。改革开放之后，苏永舜率领中国队冲击1982世界杯决赛圈失败。这是中国足球长期封闭，重返国际足联后首次冲击世界杯出线权，实质上它是中国足球现代史的开端。它是中国足球与外界第一次全方位的碰撞与较量，使中国人第一意识到现代足球的残酷，初步接触到以主客场为代表的国际足坛的通行赛制。整个过程经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传遍整个中国，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看九寸黑白电视，读八分钱一份足球报的球迷群体，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次出现一球牵动亿万心的热潮，球星的概念开始形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至今依然是中国足球几代人奋斗目标。此后，足球确立了中国第一运动的地位。
1985年5月19日，由于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主场败给了香港，失去出线权，在场球迷情绪激昂，气愤难平，无处发泄，进而演变成打砸抢的街头暴乱。从此，中国足球不再孤立地被当作体育运动，而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被当作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引咎辞职，不仅仅因为比赛的失败，更被当成安抚民族主义情绪，稳定社会的替罪羊。这意味着中国足球被赋予了沉重的社会使命，在这种背景下，保守风气逐渐弥漫了整个中国足坛。中国队在亚洲从极盛转向衰落，技战术风格从主动进攻演变为防守反击，逐渐向二流水平滑落。
1988年的奥运会和1990年的世界杯，中国队擦肩而过，因为了两个“黑色三分钟”。进入现代足球的中国队，抓住东西亚分治，不必硬碰主要对手韩国队的历史机遇，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冲出了亚洲。但中国足球却未能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从而使自身有质的飞跃，因此进军奥运并未带来太多的影响。反倒是次年的世界杯预选赛所带来的冲击与反响要强烈得多，中国队两次在领先的有利形势下，两次在终场前三分钟内连失两球，痛失冲出去的历史良机。尽管又一次失败，但这种极度戏剧性的结果，使足球在中国社会受关注的程度又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1979年开始改革，开始对外开放，但足球上与“洋教头”的“再一次亲密接触”却一直等到了90年代。1992年，谋求开拓发展的中国队将请来了施拉普纳，但是冲击1994年世界杯决赛圈又再次的失败了。施拉普纳成为第一任来华执教的国家队主帅，他在中国不到两年的短短时期，是中国足球由专业化向职业化过渡的分水岭。虽然施拉普纳率队打出亚洲杯季军的成绩，也给中国队带来足球发达地区的部份理念，但限于他自身的水平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导致中国队失败的必然结果。施拉普纳之后引发了继续引进洋教练还是仍由中国人出任国家队主帅的争论，随着中国足球与国际的接轨，这种争议已不复存在。
职业化联赛之前的格局是辽宁的一统天下，作为中国足球第一大省，辽宁建立了1984年到1993年十连冠军王朝。实际上，东北足球早在50年代已居中国前列，但直至二十世纪80年代初，以李应发为代表的辽宁队，才逐渐确立了辽宁足球在中国无可撼动的霸主定位。他们以每年夺一冠的方式，建立起十连冠王朝，其中包括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全运会，全国甲级联赛，足协杯冠军称号，和迄今为止中国球队唯一所获的洲际冠军亚俱杯。甚至在今天，职业联赛七年五夺冠的大连队，仍然带有当初的影子。辽宁足球成为中国足球最大的组成部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足球的辉煌与失落。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全面启动，这意味着中国足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职业化本意是通过建立竞争机制，从而使球员完成“要我练”到“我要练”的良性转变。结果这一无心插柳之举使足球成为一项巨大的产业。但职业联赛又衍生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如假球黑哨，球员素质不升反降等等，随着投入的增加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甚至使中国足球改革不下去的程度。与此同时中国球员外战中一系列拙劣的表现，终于使中国足球自我定位在亚洲二流上。
1997年的戚务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冲击世界杯力不从，所以惨败大连金洲，国人继续失望。本土教练的水平使得中国队不得不再次寄望于外教，霍顿来了。这位曾经中国国家队和国奥队的主教练，花了中国足球两年时间和若干万美金的“英国绅士”终究没有经得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考验。他的“平行站位”、“长传冲吊”理念没有拯救得了中国队。我们的打法没有变数和套路，结果只能那样。可惜一代那么有潜力的队员和同他们的前辈一样被写入了失败者的史册。但是，和施拉普纳一起，他们的足球思想却大大的影响了中国足球。因此，中国足球坚定不移的走起了外教之路。
除了传统的男子足球，中国也努力发展女子足球。中国女足于1982年建立，但是长期以来女子足球在中国并不普及，仍然处在可有可无的从属地位，体制和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专业体育时代，第一代女足球员仍然活跃在赛场上。只有在1996奥运会，1999世界杯上中国女足两度冲击冠军未果，屈居亚军之后，全国才掀起一定的女足热。
现代足球进入中国
二十世纪之初，现代足球由欧洲传入中国。“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在旧中国，一位体坛人物能够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字相提并论，确实非凡。他以顽强的拼搏，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亚洲球王”称号。1976年，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与巴西的贝利，英格兰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士齐名，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其时，中国足球在亚洲逐渐发展强大，和李惠堂一起，涌现出了第一批开天辟地式的先驱，第一次出现代表国家外战的正规球队。这是一种标志，中国足球开始起步，足球在中国成为规范化的竞赛。在1915年到1934年，中国获得了远东运动会的九连冠，并于1936年，1948年两次入围奥运会。这时，中国足球在亚洲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随后的时间内，由于政治等原因，整个世界足坛都出现了一段真空，中国足球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