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外援政策?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外援政策
中国足协的铁腕政策对于职业足球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12月14日下午在上海,预计持续1个半小时的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仅用时1小时左右就告结束。在中国足协如约公布新版“国内职业俱乐部限投、职业球员限薪”规定后,协会主席陈戌源当着媒体记者面儿,语气坚定地表达了中国足协坚决落实各项治理措施的决心。无论新规落地“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在国内职业足坛全面打击金元足球,去泡沫以拒绝虚假繁荣的问题上,中国足协与各俱乐部已形成最大公约数。经过治理的中国职业足球或将迎来一个充满困难、挑战却不失理性的发展新时代。
陈戌源
出现在12月14日下午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现场的国内三级职业联赛老总们,绝大多数都是在会前不久才抵达会场的,他们大多也都预定了当天离沪的机票、高铁票。有关未来三个赛季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限投、球员限薪规定细则的颁布不可谓不重大,只是因为各家此前已通过内部沟通、媒体报道等渠道对方案内容有所掌握,因此他们此行的意义或许在于配合中国足协履行规则发布程序。而这也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限投、限薪”新规的颁布与落实不可抗力。
如果问此次上海会议最大的“亮点”在哪里。那么无论是俱乐部代表,还是受邀全程旁听会议媒体代表们给出的答案都会是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的“总结发言”。陈戌源先是用4个“事关”解读了新规则推行意义的重大、“金元大棒”戕害中国足球与国内职业足球非治理不可之间的逻辑关系。中超几倍甚至10几倍于日本、韩国顶级联赛俱乐部投入与球员薪酬标准的数据清晰可见,陈戌源用“触目惊心”加以形容丝毫不为过。
陈戌源发言的重点当然不是复述各种道理,而是依据事实,表明中国足协治理当下国内职业足球刻不容缓的立场。有细心的媒体人注意到了陈戌源会议期间的部分表述。比如,他将相关俱乐部的高投入定义为“违背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具有不可持续性的危害行为”。还比如他感叹“大家还不觉醒,难道良心已死?”。
会后被媒体记者围住的陈戌源还坚定地说,“不当主席,也不搞‘下不为例’。”这样的表态对那些存在“阳奉阴违,不执行规则”侥幸心理的俱乐部或个人无疑构成了巨大震慑。熟悉陈戌源处事风格的人大多会作出类似“老陈敢说话”之类的评价。不过,在推行“限投、限薪”政策的问题上,陈戌源不仅敢说,实际更敢干。从公布的方案内容来看,中国足协在落实规则执行与监督的问题上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各类可能出现的违纪行为,也推出了空前严格、细致的罚则。比如,投入超标的俱乐部面临最多24个联赛积分扣除甚至被取消注册资格的重罚,还比如队员个人违规面临2年禁赛重罚等。
而在与会代表看来,中国足协本轮治理工作最大的“杀手锏”无疑是陈戌源所提及的“要求各俱乐部向中国足协上报年度财务报表”。据了解,针对过去多年来“阴阳合同”等污染国内职业足球环境、破坏联赛竞争秩序的各类乱象,中国足协在此次规则执行过程中引入了强有力的监督措施。作为未来国内职业联赛理事会(联盟)筹备工作组的实际牵头人,现任广州富力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原江苏舜天俱乐部职业经理人刘军结合自身工作经历,携手工商、法律、财务界代表,为治理方案的出台集思广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堵住规则漏洞。
对于规则落地给俱乐部、球员带来“不适感”,中国足协有所预见,但对于规则无折扣执行,协会的态度异常坚决。为此陈戌源提出了郑重警告,“莫打‘擦边球’;俱乐部及个人一旦违规,无论名声、牌子多大,处罚坚决不留情面,决不搞‘下不为例’;不需要不执行规则的球员。”这既表明中国足协及其个人对各类违规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同时也表明“治理职业足球,去除金元足球泡沫,决不留退路”的坚定立场。
打击“金元足球”,并非仅仅由中国足协唱独角戏。事实上,在新规出台前,中国足协通过广泛调研,已经清晰地了解到目前国内各级职业联赛面临的处境与压力。在上海会议上,包括中超河北华夏幸福、中甲昆山FC在内的部分俱乐部代表纷纷表态,支持中国足协推行“限投、限薪”规则。华夏幸福俱乐部总经理李君在发言收尾时这样说道,“各位一定要坚持,希望明年开会时大家都还在……”,听似玩笑的一句话却直指广大国内职业俱乐部的痛点所在。“投资回归理性”其实早已成为俱乐部自身安身立命的诉求所在,“节能减负”实为众望所盼,他们自然没有理由与中国足协“唱反调”。
几乎在陈戌源做完总结发言同时,已结束本赛季亚冠联赛征程的中超4家俱乐部球队分别踏上回国征程。某种意义上,亚冠联赛是反映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现状、发展质量优劣的一面镜子。在本赛季亚冠赛场上,中赫国安队令人眼前一亮,但依然被没有什么大牌外援助阵的韩国蔚山现代队挡在8强阵营外。其余3队中,恒大、申花未能小组出线,上港止步淘汰赛首轮。面对以替补、年轻球员出战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球队,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优势。确切地说,左右各国俱乐部队成败的最关键因素依然是其本土球员实力。中国球员与日、韩球员实力对比如何?答案其实就在比赛中。如果号称拥有“高配”的中超豪门在亚冠舞台上屡屡不堪一击,那么自然有人会发问,“是不是本土球员拿500万元年薪仍太多?”
刘奕
美联社北京时间12月14日以“中国(职业足球)限制薪酬以促使职业足球俱乐部及联赛长期可持续发展”为题,特别关注中国足协推出的“限投、限薪”新政。文章援引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的话称,“人人都意识到这(金元足球)不可持续。这个泡沫必定会破灭。”而美国《福布斯》杂志也在专题报道中评价说,“近年来中超吸引国际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俱乐部对国际球星的无节制支出。但下赛季中超俱乐部将不得不遵守新的工资帽。”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足协在治理国内职业足球环境的问题上,与包括俱乐部在内的各方保持了一致,此举也在舆论上得到了广泛支持。“打击金元足球、去泡沫化以杜绝职业足球虚假繁荣”已经成为接下来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行动指引之一。
简述中国足球现状
1、多项政策明确提出2020年足球场地建设目标
2015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是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足球场地建设是竞赛开展和人才培养必要的硬件保障,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加强足球场地建设管理是十项重要工作之一。其中第一条便是扩大足球场地数量。《总体方案》要求研究制定全国足球场地建设规划。把兴建足球场纳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明确刚性要求,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因地制宜建设足球场,充分利用城市和乡村的荒地、闲置地、公园、林带、屋顶、人防工程等,建设一大批简易实用的非标准足球场。创造条件满足校园足球活动的场地要求。
同时,对足球场地建设予以政策扶持。对社会资本投入足球场地建设,应当落实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发布一年之后的2016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体育总局、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等联合发布了有关场地建设方面的配套政策《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规划》提出的建设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5块以上,有条件的地区达到0.7块以上。足球设施的利用率和运营能力有较大提升,经济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初步形成布局合理、覆盖面广、类型多样、普惠性强的足球场地设施网络。
此外,在2016年5月发布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上述建设目标再次被提及。
2、建设现状
为了达到上述发展目标,“十三五”时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等有关单位,在指导地方合理确定球场建设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开展了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按照“中央出资金、地方出政策、企业出服务”的方式,先后确定两批共41个重点推进城市,破解了球场建设规划、土地、融资等瓶颈难题。
2020年,专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5亿元,比2019年增长233%,重点支持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成功带动地方财政性资金、社会资金投入约85亿元。
实践证明,专项行动的开展带动了全社会建设球场的热情。根据国家发改委等统计数据,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十三五”时期共带动各地新建社会足球场地26957块,全国社会足球场地数量较“十二五”末增长了4倍。
从区域看,河南、广东、云南、山东等12个省份新建球场数均达到1000块以上,湖南、贵州、西藏、青海等10个省份社会足球场地数均增长7倍以上。
同时从球场类型看,5人制球场是“十三五”时期全国各省市新建球场时首要选择的球场类型,占比超过一半,达到了67%;其次是11人制球场,占比为16%;7人或8人制球场占比为14%;其他制式球场占3%。
从建设运行方式看,新增社会足球场中,公建公营球场占71.7%,民建民营球场占19.3%,公建民营球场占9%,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社会足球场地较“十二五”时期提升了近3倍,初步形成了政府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足球场建设运营格局。
3、“十三五”社会足球场地建设指导目标超额完成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20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达到11.73万块,场地总面积达到3.20亿平方米。同时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测算得出截至2020年底,全国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83块,均超额完成建设指导目标。
——以上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全球足球产业商业价值研究报告》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外援政策
自2004年起,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外援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在该联赛的初创阶段,每个俱乐部被限制每年引进三名外援,且在比赛中仅能场上两人。到了2006年,中国足协对外援政策进行了放宽,允许各俱乐部注册四名外援,比赛中最多可以使用三名。
为了与亚足联及其旗下的亚洲冠军联赛规则保持一致,2009年实施了“4+1”政策,即每队最多可以注册五名外援,其中至少要有一名来自亚足联成员国。在此之前,来自香港的外援球员被视为亚洲外援,但在2009年的会议之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球员被重新分类为国内球员,不再占用亚洲外援的名额。
每个赛季,俱乐部在外援的注册数量上被限制为七人,且赛季中可以更换两名外援。2010年,参加亚洲冠军联赛的球队获得了一些额外的外援政策优惠,但这一特权随后被取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超联赛规定守门员位置不得由外籍球员担任,这一规定保证了本土守门员在竞争中的位置。
总的来说,中超联赛的外援政策旨在平衡国际球员与本土球员的比例,推动联赛本土化的发展。